本书作者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助理教授Sarah Swider，于2015年由ILR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中国大约有2.6亿工人参加了农民流入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建筑工人几乎占了一半。Sarah Swider2004年至2012年期间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地进行研究，包括居住在飞地，从事施工现场的工作，并对83名移民、管理人员和劳务承包商进行访谈。该民族志主要关注建筑工人的生活、工作、家庭和社会关系，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新型工人阶级、加深的城乡差距以及在劳动法律法规保护之外农民工的认知。Swider展示了这些流动人口——全球“不稳定”的社会力量（基于不安全、不确定和脆弱性）的组成部分，正在改变中国阶级结构以及他们对于独立劳工运动前景的意义，建设和服务中国城市的工人，以及为世界生产产品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工。他们或他们的父母在农村长大，他们是离开农村、迁移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代表新兴劳动力大部分的非正式工人不符合传统的工薪工人模式，虽然他们没有被纳入新的法律框架，但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劳动力抵抗的重要来源。

Masculine Compromise：Migration, Family, and Gender in China

本书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蔡玉萍教授与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彭铟妮，于201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9月26日《性别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彭铟妮“Rural Migrant Men in Urban China: Masculinity and Compromise”一文，里面介绍了本书内容，下文为翻译稿：

大规模的乡城流动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乡城流动人数已经达到2.81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乡-城移民不仅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塑造了民工及其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生活。

在当前改革开放后中国民工和家庭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和女性农民工，而对于男性民工的家庭生活和性别定位研究仍然不足。为了丰富对流动和男性气质的讨论，《阳刚妥协：中国的流动、家庭和性别》一书中探讨了南中国乡-城移民中男性气质的重建。根据对广东省深圳、东莞和广州192名民工的深度访谈，我们描述了在中国性别、阶级和城乡分割这样一个交叉的结构中男性如何理解和协商他们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性别及家庭角色。

尽管只是国内流动，但是这些乡城流动的男性在中国户籍制度下面临着雇佣和社会福利上的结构阻碍。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采取户籍制度来进行区分，有时甚至是隔离城市和农村人口。个人继承了父母的户籍状态，户籍类型决定了他获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资格。当数百万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大多数的人很难获得城市户口，农村户口限制了他们获得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因此，大多数的乡-城移民只能困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居民不愿意进入的3D职业。长时间的工作、低廉的收入，有限的社会福利不仅使得乡-城移民在经济上成为边缘群体，同样也迫使他们让家庭成员留在农村老家。农村出身使得他们成为二等公民，遭受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

在中国农村，男子气赋予了农村男性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权力和权威。他们主导经济活动、控制不同的资源，并且在家中享有权威。尽管乡城流动使得农村男性为他们的家庭赚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他们在城市社会经济弱势和边缘状态造成了男性危机。流动将这些农村男性暴露在一个城市霸权男性气质的叙述中，在城市中更强调男性在经济上的成功和职业知识和技能。相比城市男性，乡-城流动男性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有限，以至于他们很难通过慷慨的消费来扮演好浪漫的情人身份或者能够为家庭提供良好经济支持的好丈夫/父亲的角色。

同时，农村父权传统与现代城市性别和家庭意识形态之间的分割使得他们在多样的家庭关系中产生挣扎、矛盾和紧张。在浪漫关系中，男性农民工需要在找个“洋气”女朋友和父母偏好孝顺的、本地的媳妇之间进行权衡。在夫妻关系中，农村流动男性会与妻子商量婚后的居住安排、家务与孩子照料的安排、家庭资源的分配等。在亲子关系中，他们挣扎于赡养父母责任和由长期与孩子分离带来的情感波动。他们同样也陷于通过流动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丈夫和留在农村成为照顾父母的孝顺儿子的矛盾之中。

乡-城流动的民工将男性气概的妥协作为重建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处理在流动背景下理想男性和他们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割裂。他们会顺从父母找一个孝顺、本地的媳妇；他们参与家务和照料孩子，或主动或选择性的，并且强调他们正在帮助妻子和在家里做主；他们采用物质补偿和电话来赢得远方孩子的心；他们与分离的兄弟姐妹在老人照料上合作和通过对父母的服从来重新定义孝顺的意义。通过做出妥协，男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为整个家庭和家庭的幸福和谐做出了牺牲。尽管他们没有像城市男性那样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他们也同样重建了男性气质，通过努力工作和为家庭牺牲成为令人尊敬的男人。他们在不同家庭关系中策略性的妥协产生了维持家庭的实质性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在性别平等上存在意识形态的觉醒。他们的男性气概是解决结构性限制和压制的实用性方法而非是对意识形态的挑战或父权制转型。

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